诚赢配资重读聂鲁达：独一档的抒情与自恋

电影《邮差》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，叙述的是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在岛上避居时，教一个害羞的男青年学写情诗，送给自己的心上人。

片中的聂鲁达形象，使人过目难忘：他肥胖，眼皮低垂，说话迟缓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冷淡的，一旦念起诗文，或是搂着情人马蒂尔德慢悠悠地跳舞，他的热情就会从肉身上很有限的几个出口，嗤嗤作响地冒了出来。

巴勃罗·聂鲁达（Pablo Neruda，1904~1973）

聂鲁达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之前早就“候选”多年，说他大器早成、名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。他的几部诗集《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》《大地上的居所》《漫歌》《元素颂歌》等，就风格而论是“独一档的存在”，而且不像很多伟大诗人的诗作那样，吸引人去分析，去玩味。他的诗常常纯是一种汹涌的情感倾泻，犹如一只心脏起搏器，用近乎物理的方式摇撼人心。

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。

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。

我从窗口看到远处山巅日落的盛会。

有时一片太阳像硬币在我手中燃烧。

我记得你，我的心灵攥在你熟知的悲伤里。

你那时在哪里？

还有谁在？

说了什么？

为什么整个爱情突然降临正当我悲伤，感到你在远方？

摔落了总在暮色中摊开的书本我的披肩卷在脚边，像只打伤的狗。

永远，永远，你退入夜晚向着暮色抹去雕像的地方。

这样的诗简直是以霸道的方式，决定了读它的感受和方法。不过，一旦在一位作家的作品面前觉察出作者的性格、他的态度和“倾向”，阅读心得就会进入了另一条轨道。今年7月，时值聂鲁达120岁冥诞，我不由回思起，自己一度多么讨厌他的自恋。

1973年9月中旬，聂鲁达完成了自传，11天后他就去世了，死因一直存疑，因为就在9月11日，智利第一位民选总统萨尔瓦多·阿连德，被政变军队杀害，身为阿连德的挚友，聂鲁达紧随其后也走了，难免要引人疑问，毕竟拉丁美洲各国军阀政治的黑暗是臭大街的。他的自传的中译本，最早的书名译作《我曾历尽沧桑》，往日读这本书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的确只能在书中看到作者的主角光环。聂鲁达漫游世界各地，少数时候化险为夷，多数时候都会遇到狂热的崇拜者，穷困、孤独，全都是他赖以突出自己的手段，没有哪一页里，看不到被反复强化的“我”。

就说书中的两个故事。第一个的发生地点是上海。

在拉美，成名的文人、知识分子往往会从政，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秘鲁人巴尔加斯·略萨，以及墨西哥人帕斯，都是如此。聂鲁达在1927年被政府委任去做驻外使节。外交部给了他几个选择，他随随便便就选了缅甸首都仰光，去那里当领事。这条赴任之路相当于一次欧亚漫游，那年6月，他坐船斜渡大西洋，到葡萄牙里斯本上岸，然后分别到过西班牙马德里、法国巴黎和马赛，接着来到上海，之后还要去新加坡，在那里坐好几天的船才能抵达仰光。

在1927年的上海，聂鲁达有怎样的体验？“名声不好的城市就像致命的女人一样吸引着你，”他写道，“上海为我们这两个漂泊在外的乡下男孩张开了它的夜之大口。”他和同伴阿尔瓦罗去了一家一家夜总会，那是一些“罪恶和迷失灵魂的窝点”，“在那里我们正在失去的只是时间”。

那时的聂鲁达才23岁。回去时，他叫了人力车。开始下雨了，雨越下越大。这时细节出现了：人力车夫体贴地停下马车，小心翼翼地用防雨布盖住车头，不让一滴雨水溅到他俩的鼻子上。聂鲁达写道：“他们真是一个高雅又体贴的民族。两千年的文化没有白费。”

但接下来情况起了变化：很快，黄包车夫赤脚奔跑的声音，和其他赤脚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有节奏地小跑的声音一起响了起来，渐渐地声音变小了。“这表明人行道已经到头了。显然，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城外的开阔地上。”

黄包车突然停了，车夫熟练地解开为客人遮雨的布篷，外边是荒郊野外，聂鲁达和阿尔瓦罗爬下车，七八个中国人围拢来，伸出手，嘴里喊着“钱！钱！钱！”阿尔瓦罗想要掏武器，却挨了一拳，聂鲁达也挨了一拳，但中国人却在半空中抓住了他，使他没有摔倒，而是轻轻地被放在了湿地上。

聂鲁达把这次历险写成了异域风情的一部分。我能肯定，不会有什么研究上海民国史的史家，会把他写的这个故事当成可以引证的史料，诗人的话毕竟当不得真，可是诗人对情景的勾画又实在是大师级的，他只用寥寥数语，写自己坐车时听到的声音，就使读者看到一个人力车夫在雨夜狂奔的场景。接着，车夫和他的同伴现出了本相：

“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遍了我的口袋、衬衫、帽子、鞋袜和领带，就像变戏法的艺人在展示高超的技艺。我们身上的衣服一寸不剩，我们仅有的一点钱一分不剩。但有一点：他们秉承了上海小偷的传统，对我们的证件和护照慎之又慎。”

这次遭劫真可称“完美”，不免使人觉得，有神灵在保护大诗人，用最凶险的经历来为他增加传奇色彩，又让他安然脱险，好让他日后能绘声绘色地写下它。不管怎么说，上海小偷的恪守行规，确保了聂鲁达得以保持他高昂的劲头，继续他的旅程。

第二件事，发生在1942年。那时聂鲁达从西班牙内战后的流亡中回到智利。在首都圣地亚哥，他又一次上了不明身份的人的车，再一次被穷苦人围在中间。但这次，车开到的不是月黑风高的抢掠场，而是另一群赤脚汉的聚居地：圣地亚哥中央集市，工会组织的活动大厅。

集市里穷得穿不起鞋的工人，聚在破旧的大厅里等待着他们的偶像。大约有50人，坐在板条箱或简易木凳上，有些人腰间系着像围裙一样的麻袋，有些人则用打满补丁的旧内衣遮住身体。还有一些人，在智利7月的严寒（智利在南半球）中光着上身。聂鲁达在一张小桌后坐下，他写道：“他们都用我的国家的人民那双定定的、煤黑色的眼睛看着我。”

聂鲁达的口袋里装了一本《西班牙在我心中》。这是他为西班牙内战而写的政治诗。这些面部肌肉纹丝不动、眼睛却紧紧盯着诗人的人，引起了聂鲁达的敬意。他拿出诗集来：此刻的心理活动是：“我该如何应对这些听众？我可以向他们讲些什么？我生活中的哪些事情会引起他们的兴趣？我拿不定主意。”

他读了一首，然后又是一首，一首连着一首。他没有想到，这些缺少文化、眼界闭塞的工人，会对诗中写的发生在大西洋对岸的事情如此感兴趣。当聂鲁达站起来，准备谢幕时，“一个人站了起来。他是那些腰上腰间系着麻袋的人之一。他说：‘我也想告诉你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如此感动，我们从未如此感动过’”。

但这个故事却不能打动我，仅仅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自恋。在叙说人民对他的崇拜时，聂鲁达总是不遗余力。他看着那些眼睛和黑眉毛，如此专注地追随着诗句，他说：“我意识到我的书正在击中目标……我被自己读诗的声音所感染，我的诗和那些被遗弃的灵魂紧紧相连。”有文化抱负、有写作理想的人，都苦于自己不被看见、不被听见，但聂鲁达何德何能，竟在人民的掌声面前盛情推却。

不认识他的人也对他手下留情，认出他的人则无不给予他掌声。在智利最大的煤矿——洛塔，炽热的硝石矿层上，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，带着一张脱形的脸，一双被灰尘熏红的眼睛，把一只粗糙的大手（“手上的皱纹形似大草原的地图”）伸向诗人：“兄弟，我早就认识你了。”在一家舞厅，聂鲁达斥责了两名斗殴的男子，其中一人拦住了他，他以为要挨打，谁知这人涕泪涟涟地说：“我和他的未婚妻，就是因为一道背诵你的诗才相爱的。他随即拿出了未婚妻的相片，希望聂鲁达亲手拿一下。”

拥戴聂鲁达的穷苦百姓不限于智利、阿根廷和西班牙。二战之后，他应邀去苏联参加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，1951年他又从苏联来到中国参加和平大会，把列宁和平奖章授予宋庆龄女士，苏联人和中国人都喜欢他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人脸上的微笑令他难忘。除此之外，这期间的高光时刻发生在意大利。在罗马火车站，聂鲁达只是转车而已，可车尚未停稳，就见车厢外涌来了众多欢迎他的人：鲜花举过了头顶，诗人的名字被喊上了天际，人们叫着“聂鲁达留在罗马！”“聂鲁达不要离开意大利！”“让诗人留下！”

几天后，他又被安排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——卡普里岛上住一段时间，岛上人民的一贫如洗同醉人的自然风光的组合，完美地勾起了聂鲁达对智利家乡的回忆。那是他领受诗人天使的地方和时刻，他记得的全是自然界的奇观：连月不断的大雨，地震，火山爆发，大海的浪涛轰天而至又滔滔不绝地退走。在卡普里岛上，聂鲁达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创作时光：他虽孤独，却有长期的情人马蒂尔德相伴，他手头拮据，却与“世上最淳朴的人民”朝夕见面。这段卡普里岛小住，日后就成为电影《邮差》的题材来源，写故事原著的是智利作家安东尼奥·斯卡尔梅达，电影则众望所归地获得了奥斯卡奖。

主角光环紧紧箍着他。聂鲁达的回忆录，几乎不容许读者对他有别的理解。他的横空出世，就意味着诗的胜利，他的写作，他的诗的流传和他本人的漫游，就是一首首团结、自由、斗争的赞歌。

人民因为他的诗而团结起来，而世界上的那些文学同行，与他也是同气相求。西班牙“二七年一代”的诸多诗人——加西亚·洛尔卡、塞尔努达、阿尔维蒂、阿莱克桑德雷，都是他的朋友，对后来获得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比桑特·阿莱克桑德雷，聂鲁达只给了一个词的评语：“无限多维”。法国的左派作家和诗人——艾吕雅、阿拉贡、勒韦尔迪，他不断地称誉他们的艺术，讴歌与他们的友情。至于苏联，这个反法西斯战争之后被世界瞩目的“红色首善之区”就更不用说了。他写到，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经问他：“你的诗中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根？”

真是个够诗人大大发挥一番的好问题。为什么？聂鲁达的回答就像是诗朗诵：

“的确，边疆地区在我的诗歌里扎下了根，这些根一直无法拔出。我的生命是一次漫长的朝圣之旅，它总是在自我反转，总是回到南方的森林，回到迷失在我体内的森林。在那里，巨大的树木有时会被它们700年强大的生命力砍倒，被风暴连根拔起，被大雪摧残，或被大火烧毁。我曾听到森林深处泰坦尼克号般的大树轰然倒下的声音：橡树带着灭顶之灾的闷响扑倒在地，仿佛用巨手捶打着大地的大门，请求埋葬。但树根却被露天放置，暴露在时间这个敌人面前，暴露在潮湿和地衣面前，暴露在一次又一次的毁灭面前。最美丽的莫过于那些受伤或烧伤的张开的大手，当我们在林间小道上遇到它们时，它们会告诉我们埋在地下的树的秘密，滋养树叶的奥秘，以及植物王国深处的肌肉。它们悲惨而蓬乱，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美感：它们是大地深处塑造的雕塑——大自然的秘密杰作。”

这些话，过去我是没心思去细看的。倘若一个人自恋到了动辄自我感动的地步，他又能讲出什么有见地的话来呢？倘若他总在叙述自己的得道多助，普天下都是等待他的崇拜者，那他的故事又凭什么值得我去共鸣？

过了不少年，为了做一个讲书节目，我再次打开聂鲁达的回忆录。这番重读，我读到了一些之前忽略了的东西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这位诗人并非政治幼稚者，满足于做个国内外左翼运动的吉祥物。

人民对他个人的拥戴，他固然十分陶醉，但是，人民的无能甚至“背叛”，他也不讳言。1970年，左派终于胜选，阿连德上台执政，三年后的9月11日身死总统府，对此，聂鲁达第一没有控诉反动派谋杀了他，第二也没有为革命的失败大发恸词；有了西班牙内战的经验，他理智地讲，阿连德之死，是一系列错误的合力造成的：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阿连德低估了反动派的力量，而支持他的人民，因为没能得到及时的组织，而没有起来保卫他，使阿连德只能独自坐镇总统府，用手枪抵抗凶恶地扑上来的政变士兵。

回忆录是他个人风格的延伸，这种风格就是昂扬的，是事事处处都要回到“我”的，没有它，也就不成其为聂鲁达。我意识到，在为数不多的可称“不朽”的文学家里，聂鲁达其实是很少有人去谈论的——因为真没什么好谈。评价他的自恋，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，他就在那里，像一尊弹药不竭的火炮一样不断地喷泻出诗文，那些诗句仅仅作为诗句本身，无需借助立场，无需借助其维护和捍卫的理念，就使人自然而然地仰头注视。

这就是聂鲁达“独一档的存在”的证明。我们知道，著名小说家米兰·昆德拉是“反抒情”的，可是他会去批评聂鲁达吗？我想是不会的。

聂鲁达是例外，他居于那种可以被针砭、被反对的抒情之上。当爱伦堡问他，为何总爱写“根”时，他打开了抒情的洪流，其中滚滚而出的，是那些在他的诗之沸锅里无数遍翻腾过的记忆里的东西：雄伟的森林与大树，和摧毁它们的更雄伟的风暴、雪和大火，树在倒地时威风凛凛地捶打大地，并献出树根，进入被时间所毁灭的雄伟的过程。如果一个诗人，能在自然界的力量中处处看到雄伟，并把它用千变万化的方式诉诸文字表达，那么，他的“起范儿”的癖好，他的自戴主角光环的习性，就都可以谅解了吧。

谨以此文纪念聂鲁达诞辰120周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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